杂文｜愚昧也是生产力？不是坏人太多，是 “跟着走” 太容易

义和团进京那年，发生了很多事。 有人在街上看见洋货就砸，看见信洋教的中国人就杀。有人把铁路拆了，电线杆砍了，说这些都是洋人的邪术。有人喝了符水，说刀枪不入，往洋枪洋炮上冲，倒下一批又一批。 最奇怪的是，北京城里好多读书人也信了，他们写文章说义和团的法术是真的，引经据典，说这是中华神术，洋人必败。他们给慈禧上折子，说民心可用，此乃天意。 后来联军进城，义和团散了，那些读书人又换了一副嘴脸。有的跑，有的降，有的摇身一变，成了新学的倡导者。 他们当初信的，真的是神术吗？未必，只是那时候大家都信，他们也就跟着信了。跟着信，安全。跟着信，还能沾点光。 你若去问义和团的人，他们为什么要杀洋人、烧教堂，大约有两种答法。一种是说，“上面让的”。一种是说，“大家都这样”。仔细看，这两种答法其实是一种：“跟着走”。 义和团散了之后，那些被砸的学校、被烧的书、被杀的人，都成了废墟。几十年积累的一点东西，几个月就毁干净了。而那些毁掉这一切的人，大多不是坏人，他们只是“跟着走”。 “跟着走”三个字，是很要紧的。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走在前面的那个人，自己未必知道路。跟在后面的呢？更不知道。但不知道归不知道，脚底下却不慢。为什么？因为别人也在跑。别人跑，你也跑，这叫人放心。你若不跑，反倒要问问自己——是不是有什么不对？ 一百多年前，法国人勒庞写了一本《乌合之众》，研究的就是这个现象。他说： “大多数时候的我们都是理性的，知道是非善恶，也知道趋利是害。然而这种理性，只存在于我们作为独立的个体时。只要我们加入了某个群体，上述的行为能力与制约作用就会随之消失，我们会被带入一种完全失去理性意识的状态，对那些使自己失去人格意识的暗示者唯命是从，因此，我们会做出一些和我们性格、习惯完全反常的行为……在某种暗示的影响下，个人会无意识地冲动行事。这种暗示对群体中的所有人都有同样的作用，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增强它的力量，这比被催眠者的冲动更加无法抗拒。”[1] 这段话是分析愚昧现象的钥匙。个人加入群体之后，为什么会做出和性格完全相反的事？因为理性没有了。理性没有了之后，人靠什么行动？靠暗示。靠别人都在做。靠“大家都这样”。这三条，用大白话说就是：跟着走。 愚昧在个体时，只是一滴水；愚昧遇到群体，就成了洪水。不是愚昧的人变多了，而是每个人的愚昧都被放大了。勒庞说得没错，成员之间的相互影响可以增强暗示的力量——一个人不敢做的事，一千个人就敢了；一个人觉得荒唐的事，大家一起做就不觉得荒唐了。这就是群体的放大效应，而且高效得惊人：一个人愚昧，毁不了什么。一百个人愚昧，能做的事就多了。一万个人愚昧呢？能毁灭一个文明。 文明这东西，从来不是一路凯歌。翻开历史就会看到，那座被称颂的文明之塔，不过是一堆本不情愿的乱石，被强行堆砌而成。那些石头各安其命，却被“生存”与“权力”黏合——那黏合剂里，是无数无名氏的血汗、屈辱与无声的眼泪。 知识在文明的建造里，向来是最沉默、最吃力不讨好的苦役。它像一滴滴耐住性子的水，一点点穿透层层叠叠的偏见与愚昧。它需要漫长的等待，需要失败后的复盘，需要几代人孤独接力，才敢在荒芜里踏出一条名为“理性”的小径。 可愚昧，毁掉这一切只需要一瞬间。一个读过书的人，参加过一次“运动”，便可以把知识分子的清高、怀疑精神、独立判断，一股脑儿全扔了。扔的时候，他可能还会觉得自己在进步——抛掉了“资产阶级软弱性”，获得了“与工农相结合”的觉悟。事后回想，那一刻他大约是不知道自己是在作恶的，他以为自己在追求真理。 一个平时温文尔雅的人，在群体里可能变成暴民；一个见人就笑的老好人，在群体里可能喊出最狠的口号。这不是他变了，是他被放大了——被群体的暗示放大了，被相互的影响放大了，被那种“法不责众”的安全感放大了。单独的时候，他是那个有羞耻心、有判断力、知道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的普通人；进了群体，那些东西全没了。那种状态下，他说的话、做的事，连自己事后看了都觉得陌生。但没关系，那是“群体行为”，不是“他的行为”——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我们总以为愚昧是没受过教育，这不过是知识分子最自负的错觉。很多时候，愚昧不是能力的匮乏，而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因为知识太累了。它要求你辨析，要求你证伪，要求你在开口前先退一步思考。这种“慢”，在急于求成的时代里，反倒成了原罪。 反观愚昧，却高效得惊人。它不需要逻辑，只需要情绪；不需要证据，只需要口号；不需要思考，只需要跟随。一句谣言就能点燃情绪，一番煽动就能裹挟人群，平庸的灵魂在无知的狂欢里，找到前所未有的归属感。人群呐喊着向前冲，真相便成了最碍眼的绊脚石。 谁还愿意听一句迟疑？谁还敢在众口一词时保持沉默？ 网上有过很多次“讨伐”，有时候是因为一句话，有时候是因为一张照片。当事人是谁，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真相究竟如何，没人在乎。重要的是声音够大，情绪够燃，人够多。 参与“讨伐”的人人，骂完或许会有点心虚：这人跟我有什么仇？我凭什么骂他？但一千个人同时骂，你就不心虚了。一千个人都骂得，你骂不得？再说，他们是“正义”的，你只是“附和正义”——这感觉多好啊。你甚至觉得自己的道德水平陡然提高了，原来你也是嫉恶如仇的人，原来你也这么勇敢。然后，被骂的那个人失业了。严重的，死了。 事后一查，往往骂错了，或者骂对了，但骂得过分了。不重要了，人已经死了，业已经失了，追究起来，“大家都有责任”，等于大家都没责任。骂人的人各自回家，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下一回碰到新目标，继续骂。没人会为此道歉。因为道了歉，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初是跟着情绪走，而不是跟着事实走。 而承认这一点，太累了。 遥看那些荒诞的岁月里，有人高举布条，把典籍堆成火海，美其名曰焚毁旧思想；有人撕碎祖辈画像，碎片抛入池塘，自诩斩断血脉；有人头戴高帽游街，口号震天，却在狂热里迅速苍老。子女告发父母，学生批斗师长，诗人篡改初心，史家抹除记忆。每个人都在背叛自己，只为换一次低头的安全。 那些打人的人，那些喊口号的人，那些揭发亲人的人，真的是被逼的吗？有些是，有些不是，有些人是真心相信自己在做正确的事。 他们在愚昧的狂欢里找到了一种力量感，一种“我属于大多数”的安全感。一种“我正在改变世界”的幻觉。 这种低头的姿态，在愚昧横行的年代被练就得炉火纯青。所有人争先恐后，向“多数”俯首称臣。一个人，跟着另一个人走，叫盲从。一百个人，跟着一个不知道往哪里走的人走，叫什么？叫“历史潮流”。 二战时候，德国人烧书。不是纳粹烧的，是学生自己烧的。柏林大学的学生，把犹太人写的书、不喜欢的书，一本一本扔进火堆里。他们在火边唱歌，喊口号，觉得自己在为德国清理垃圾。这些学生读过书，有些还读过很多书。可他们还是烧了。而且烧得很高兴。事后有人问那些学生，你们为什么要烧书？他们说，因为那些书毒害德国人的心灵。 他们信吗？信的。他们愚昧吗？愚昧的。 可这种愚昧，不是他们不懂书是什么。而是他们选择了一种更省力的生活方式：跟着大家走。 乔治·艾略特曾说：“常言说知识就是力量，不知愚昧也是力量。知识去慢慢建造，愚昧来顷刻毁灭。知识的力量在于真，在于谨慎，在于辨别，在于分开或然和必然；愚昧则是一个乱冲乱撞的瞎眼巨人，玩弄文明的基石于鼓掌，恣意而为，把欢乐之所埋葬于深渊。” 一点不错，愚昧没有视野，所以无所畏惧；没有思考，所以永不愧疚。它把玩文明的基石，像玩弄掌心里的泥丸。它最可怕的魔力，是能把人类最深重的悲剧，包装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胜利。 你会看见，人们在废墟上跳舞，在焦土上歌唱。他们把疼痛当作荣耀，把荒芜当作纯洁。这种精神上的臣服与麻木，正是愚昧这个巨人最得意的杰作。当巨掌挥下，将精致的秩序拍为齑粉，幸存者想的不是修补，而是加入——加入那场毁灭的狂欢，分一口文明破碎后的残渣。 所以我说，愚昧是一种生产力。生产力是什么？是做成事的能力。愚昧能做成什么事？能做成大事。它不创造美，不孕育善，只生产规模庞大、整齐划一的摧毁。这个瞎眼巨人，不懂爱，也不懂恨，甚至没有真正的动机，只是在盲目的冲动里不断挥掌。在它眼里，精美的瓷器与路边的瓦砾没有分别，人类千年积攒的文明，不过是可以随意揉捏的土块。 等到尘埃落定，狂热冷却，人们又换上另一副面孔。 有人从废墟里捡起一片残片，压低声音咒骂昨日的荒唐。可只要广场上再次响起激昂的鼓点，同一群人，又会毫不犹豫冲出去，对着新的偶像，献上同样滚烫的欢呼。 愚昧也是力量，这不是修辞，是血淋淋的事实。那是最原始、最狰狞的生命力，不需要逻辑，不需要方向，只需要一颗空洞的心，一双躁动的手，和一根点燃情绪的引线。 那么，在这个瞎眼巨人随时可能苏醒的世界，理性与知识，还有坚持的意义吗？如果文明总会被愚昧击碎，如果辛苦铺就的道路随时可能坍塌，我们还要继续滴水穿石般的徒劳吗？ 也许，真正值得坚守的，从来不是彻底战胜那个巨人。巨人是人性深处的暗面，与人类共生，无法根除，只能压制。 真正的英雄主义，是每一次废墟之上，都有人愿意弯腰，捡起一块震落的石头，重新垒砌；是每一次知识被焚烧后的灰烬里，有人默默种下一颗理性的种子，哪怕明知它在长大前，很可能再次被巨掌碾入泥土。这种坚持，带着悲剧色彩，却有一种顽固。 我们之所以要辨析、要谨慎、要分清或然与必然，不是为了在巨人掌心侥幸逃生，而是为了在黑暗降临之时，内心仍有一点不灭的光，让我们清醒知道：自己是作为“人”在坚守，还是作为“群”在狂欢。 即便明知，一切终将再次被摧毁，可那滴水穿石的过程本身，就是文明最后的尊严。我们筑塔，不是为了它永不倒塌，而是为了证明：人类曾在混沌的世间，努力建立过哪怕一秒钟的秩序、清醒与良知。 知识是慢慢建造的，愚昧是顷刻毁灭的。文明积累了几百年，毁掉只需要几个月。而那些毁掉它的人，大多不是坏人，只是跟着走的人。 有人信了神术，有人烧了书，有人骂错了人，有人跟着喊了口号。事后回想起来，也说不清当时为什么——只记得那阵子，大家都在喊。 【注释】 [1]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中国水利水电出版社，2020，第30-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