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文｜磨盘前的驴不敢停，当代年轻人无权“躺平”？

我认识一个人，他的生活像是一张精准的刻度表：几点起，几点读，几点在众人的注视下展现出一种近乎宗教仪式的“亢奋”。我曾佩服这种张力，虽然怀疑他是不是真的快乐，但佩服是真的。直到后来有一天他跟我说，他最怕的事情不是累，而是被人看见他很“躺平”。对他而言，躺平是一种羞耻，仿佛只要不处于被征用的状态，他就不再拥有存在的合法性。 这话听着有点奇怪，不过想想也不奇怪。这种羞耻感并非天生，在一个把忙碌当美德的环境里，“躺平”本身就是一种可疑的行为。很多场景下，你“躺平”，有些目光就像探照灯一样扫过来——你怎么了？为什么这么闲？或者更直白一点：你怎么敢？ 最近流行一种极具科幻感的说法：年轻人之所以选择“躺平”，是因为接收到了“场外某种神秘电波的资助”。这说法我第一次听的时候，以为是段子，后来发现是认真的。再后来发现不光是认真的，还挺多人附和。我这才意识到，事情的荒谬程度，已经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荒谬。 “场外因素”的说法，有个好处，就是万能。什么问题解释不了，往这四个字上一推，就都解释得了。大环境下行，是“场外因素”；文化入侵，是“场外因素”；年轻人不想加班了，还是“场外因素”。这四个字像一个黑洞，什么都能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就不需要再解释了——因为敌人已经找到了，还解释什么呢？打个不恰当的比方：古代人生病了，说是邪气入体。邪气这东西看不见摸不着，但什么病都能往它身上推。推完了呢？该病还是病。不过至少心理上有个交代——病因找到了，可以安心了。“场外因素”大约就是当代的邪气，包治百病，百治不灵。 万能的解释有个毛病，就是它什么都能解释，等于什么都没解释。 其实很多人都好奇，这个“场外因素”到底有多少预算。如果连我方年轻人“躺平”都要它来资助，那它的业务范围未免也太广了。房子买不起，是它注资炒的吗？996是它发明的吗？35岁裁员是它定的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它到底资助了什么？资助了一颗不想再跑的心？如果是这样，那这颗心原来的主人，有没有资格决定自己跑不跑？ 而这套剧本的最荒谬之处，不在于它想象了一个强大的“外部推手”，而在于它预设了一个前提：人是不拥有自主意志的。在这种逻辑里，你热爱奔跑，那是你觉悟高；你选择停下，那一定是受了邪风的蛊惑。唯独没有一种可能——那是你基于对自己生命的审视，做出的一次独立选择。 这话说出来，大约又要被扣帽子了。不过帽子这东西，戴多了也就那样。我关心的是另一件事：为什么“躺平”会变成一种需要被解释、被归因、甚至被追责的行为？一个人选择不那么拼命，怎么就需要一个“原因”了？拼命才应该需要原因吧。 为什么要急着给“躺平”找一个外来的病因？因为“个体的躺平”对一个紧绷的系统来说，是一种本质上的威胁。当一个人开始追求舒展、追求自我定义的生存方式时，他就不再是一个合格的“构件”。近代欧洲很多庄园主眼里的黑奴，只有两种状态：正在干活的，和坏掉的。他们绝不允许出现第三种状态：一个正在享受自我的、完整的、自由的黑奴。 我方古代有种东西叫徭役。百姓给官府干活，修城墙、挖运河、筑陵墓，没有报酬，自带干粮，干得不好还要挨打。这当然是暴政，尤其是秦代。不过暴政也有暴政的逻辑——你得干活，因为国家需要你干活。你不干，国家就运转不了。这个逻辑虽然混蛋，但至少是坦诚的。 后来徭役没了，换了个名字，叫义务。义务这东西比徭役高明，因为徭役是别人逼你的，义务是你“应该”做的。应该做和被逼着做，体验完全不同，虽然干的活可能差不多。 再后来连义务也不太提了，换了个更厉害的词，叫奋斗。奋斗就不一样了，奋斗是光荣的，是积极的，是有理想有追求的表现。你不奋斗，就是没理想没追求，就是自甘堕落，就是对不起这个时代。 从徭役到义务到奋斗，逼你的人越来越看不见了，但活还是那些活。词换了一茬又一茬，意思却没什么变化：你的时间不属于你，你的精力不属于你，你的生命也不属于你——至少不完全属于你。它们属于某个更大的东西，至于那个东西是什么，谁来代表，怎么运作，你不方便问。 当然我不是说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徭役之中。时代毕竟进步了，物质条件好了很多，这一点必须承认。我说的只是一种逻辑的延续——在那种逻辑里，个体的时间和精力，天然就是可以被征用的。被谁征用？这个问题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默认了你的时间和精力不属于你自己。你属于那个需要你奔跑的系统，就像磨盘前的驴属于磨坊主。驴停下来，磨坊主当然要着急——不是因为关心驴的健康，而是因为磨不转了。 说起来，1951年有部电影叫《姊姊妹妹站起来》，里头有个场景，我记了很多年。胭脂虎是同喜院的老鸨，每天让手下的妓女报账。她厉声问：“都卖了几个铺了？”"头牌月仙说：“我卖六个。”其余几个小声答：“我们……一人一个。”胭脂虎拍桌暴怒：“人家怎么卖六个？照你们这样混事，我他妈喝西北风啊！” 这段戏看着心酸，不过我后来在网上看到一个网友的魔改，倒是苦中作乐——高情商：“认命可以，躺平不行。”低情商：“照你们这样混事，我他妈喝西北风啊！” 我看完笑了半天，笑完又觉得哪里不对。这个魔改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把两套话语缝合在了一起——一套是今天的，文明包装过的，带着“正能量”口吻的；一套是胭脂虎的，粗粝直白的，连遮掩都懒得遮掩的。两套话说的是同一件事：你不许停下来。区别只在于，一个说“不应该”，一个说“我他妈喝西北风啊”。措辞有雅俗之分，逻辑没有。 胭脂虎的逻辑是赤裸裸的：你们的产出就是我的收入，你们少卖了，我就少赚了。这逻辑虽然难听，但至少诚实。今天那些反对“躺平”的话术，包装比胭脂虎精致得多——什么价值导向、什么精神面貌、什么时代使命——但剥开来看，里面那颗心，和胭脂虎跳的差不多。 冯小刚拍过一部电影叫《私人订制》，里头也有段对话令我每次想起来都觉得意味深长。葛优对郑恺说：“好好干，明年哥给你娶个嫂子！”郑恺一脸感恩：“谢谢哥哥！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对我的厚爱！” 这段戏是喜剧，观众笑了就过了。但细想一下，这里头藏着一个很妙的结构：哥哥许诺的奖品，是给你娶个嫂子——也就是说，你好好干的回报，是继续好好干。你拼了命地拉磨，磨坊主赏你的，是一个继续拉磨的理由。而你还感激涕零，觉得哥哥对你真好。 这不就是胭脂虎的升级版吗？胭脂虎连哄都懒得哄，直接骂。葛优版的胭脂虎温和多了，笑眯眯的，还给你画饼。但饼的内容是什么？是更多的活。你干得越好，得到的奖励就是干得更多。这个循环的精妙之处在于，它永远不会被打破——因为每一次的奖品，都是下一次的起跑线。 詹姆斯·C·斯科特写过一本书，叫《弱者的武器》。他研究马来西亚的农民，发现这些人在面对地主和政府的时候，很少正面对抗。他们不造反，不抗议，他们做的事情更隐蔽——偷懒、装糊涂、开小差、假装顺从。这些行为看起来零零碎碎，不成气候，但积少成多，也够让对方头疼的。斯科特管这叫“日常形式的抵抗”。 中国人对这套东西，其实不陌生。不需要到马来西亚去找例子，自己的历史里就有。高王凌先生研究中国农民的“反行为”，下了几十年功夫，翻遍了明清徽州租簿、刑科题本、地方志，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在土地兼并、赋税压榨之下，底层群体依托宗族共同体，形成了一套以“隐户”“隐田”“抗欠租谷”为核心的民间软抵抗。这套东西不是造反，不是揭竿而起，而是闷声不响地从下面悄悄拿回一点属于自己的东西。少报几亩田，藏几个户口，租谷交不足也不说破——不惊动上面，不给上面下不来台，但就是让你收不够。 高王凌说得很清楚：“反行为”不是“反抗”。历史上大多数社会，不是由剧烈的斗争构成的。统治越严厉的地方，上面越不允许下面反抗什么，发现了非镇压不可。所以下面的人就换了个法子——表面顺从，暗地反制。不求胜利，不求爆发，只是温和地、持续地、分散地，把被拿走的东西慢慢拿回来一点。形成一个不胜不败之局。高王凌说这是中国人的“拿手好戏”。 这话听着像夸人，其实是实情。一个社会如果只允许“顺从”和“反抗”两个选项，那大多数人其实无路可走——顺从不甘心，反抗又不够胆。中间地带的“反行为”，恰恰是弱者在夹缝中活下去的办法。它不是英雄主义，但也不是窝囊。它是一种非常现实的、非常日常的生存智慧。 我读这些的时候，想到的不是马来西亚的农民，也不是明清的佃户，而是身边那些选择“躺平”的年轻人。他们做的事情，和那些农民其实挺像的——不是正面对抗，而是消极退出。你让我加班，我加，但我心不在；你让我内卷，我卷，但我随时准备抽身；你给我画饼，我笑一笑，但我不会再当真了。不惊动谁，不给谁下不来台，但就是不再全情投入了。不胜不败，若隐若现。 有人管这叫摆烂。摆烂这个词有意思，它预设了一个前提：你本来应该“好”，你选择了“烂”，所以你是“摆”的。但什么是“好”呢？按照那个前提，“好”就是拼命干，就是透支自己，就是拿命换钱再拿钱换命。如果这就是“好”的定义，那摆烂或“躺平”大概也没什么不对的。 我小时候读《庄子》，有一段印象很深。大意是说，有一种树，长得歪歪扭扭，木匠看不上，所以没人砍它，它反而活了很久。庄子说这叫“无用之用”。 这个故事后来被各种人各种解读，有的说这是消极避世，有的说这是大智慧。我倒觉得庄子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有没有用，是谁定的？木匠觉得这树没用，可这树自己活得挺好。木匠的标准是树的标准吗？ 当然不是。木匠要的是木材，树要的是活着。两者的利益从一开始就不一致。只不过木匠有斧子，树没有，所以"有用"的定义权就归了木匠。 这和今天的事情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大了。今天给“躺平”扣上各种帽子的人，和当年拿斧子的木匠，坐在同一条板凳上。他们定义“有用”的标准，从来都是从自己的需要出发的。你需要休息，他需要你干活，这两个需要碰在一起，休息就变成了“摆烂”，干活就变成了“奋斗”。 说到底，这事的要害不在于“躺平”对不对、奋斗该不该，而在于一个更根本的问题：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到底归谁？ 如果归自己，那他可以选择拼命，也可以选择休息，这是他的事。旁人可以不赞同，但没资格定罪。你可以说他懒，但你不能说他叛变。懒是一个人的事，叛变是另一个层面的事——把懒上升为叛变，这中间跳过的逻辑步骤，比黄河还宽。在自由选择的语境下，“躺平”也好，奋斗也好，都是个体凭自己的价值判断做出的选择，站哪边都没问题。有人志在星辰大海，有人只想春暖花开，两种人生都是人生。问题从来不在于你选了什么，而在于你有没有得选。 反过来就很有意思了。一个人选择“躺平”，有人跳脚；一个人选择奋斗，没人跳脚。这说明什么？说明跳脚的人并不关心你“选了什么”，他关心的是你“有没有选的权利”。他允许你选A，不允许你选B，那不叫选择，那叫服从。服从是不需要自由意志的，而选择的本质恰恰是自由意志。所以“不许躺平”这四个字，真正反对的不是“躺平”，而是自由。 如果不归自己，那归谁？归单位？归市场？归某种宏大的叙事？如果是这样，那人和那棵歪脖子树也没什么区别了——只不过树是不自觉的，人是自觉的。人知道自己被定义了，被征用了，被安排了角色。知道却不答应，这就是一种“躺平”。 所以“躺平”不是一种立场，而是一种回答。回答什么呢？回答那个默认了你应该不停奔跑的假设。这个假设从来没有征求过你的同意，它只是存在着，像空气一样无处不在。“躺平”就是拒吸这口空气。你可以称之为消极，但你不能称之为错误。因为选择不呼吸毒气，不算自杀。 其实整件事的表层和里层，说的是两套话。表层说的是一种观念上的导向——不提倡个体的“躺平”，鼓励拼搏和鸡血。这听起来也没什么错，毕竟拼搏确实是一种值得尊重的态度。但里层说的是另一回事：不是“提倡”什么，而是“不允许”另一种选择。不是在说“奋斗好”，而是在说“不奋斗不行”"。这两者之间的距离，大约相当于“我爱吃面”和“你不许吃饭”之间的距离。 把“躺平”说成“外部因素”的杰作，大约也是一种无奈。就好比一个医生，治不了病，又不愿意承认自己治不了，只好说病因来自千里之外——那是一种远方的毒，与我无干。这说法倒也安全。毕竟千里之外的毒，你不用负责，也不用改变什么。该加班加班，该内卷内卷，一切照旧。至于那个躺在地上的年轻人，他为什么躺下，没人真的关心。关心的是他什么时候站起来，继续拉磨。 至于“外部因素”——如果真有这么一股势力，专门资助人类学会休息，那我倒想认识认识。这种势力，古往今来还真是头一回听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