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事件闹剧观」的「权谋博弈」视角：于进步与倒退的夹缝中张鸣剖开十二天复辟事件的内核

倘若历史是一桌席，后人围坐，举箸不定的往往是那些被嚼烂了的“冷饭”。有些事太小，也太短，短到像是一场夏日午后突如其来的阵雨，还没等看客收起衣裳，云就散了。比如民国六年的那场“张勋复辟”，不过十二天。按照教科书的惯例，这十二天被揉碎了塞进一个叫“历史倒车”的抽屉里，贴上“封建残余”或“反动小丑”的标签，便算完事。我们总习惯把复杂的人情与政争，简化成黑白分明的皮影戏，以为只要敲锣打鼓地唱一出“共和战胜帝制”，历史的逻辑就圆满了。然而，真实的底色往往是灰沉、黏稠、暧昧、荒诞且极具反讽意味的。就像张鸣在《共和中的帝制》里写的那样：「一碗冷饭，再怎么炒，加多少油或者葱花，都炒不出名堂来。」除非，你换个炒法，或者干脆把锅砸了，看一看那锅底沉淀了几千年的厚垢。 说起来，我早先是对张鸣教授的书提不起兴味的。他总在访谈里自嘲是“半路出家”，带着一股子野路子的谦虚。在那个崇尚家学渊源和学院派深厚底蕴的圈子里，这种过分的客气，倒像是一道门槛，把想要探头张望的读者给挡了回去。直到后来翻看罗志田教授的《道大无外》，见他把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拎出来，说那是兼具文学笔法与学术性的典范，打破了那种报告式、时间线的刻板书写，接着笔锋一转，感叹国内史坛唯有张鸣可与之媲美，还特意荐了这本《共和中的帝制》。罗志田何许人也？史林里的大家。他既然开了口，这书便不再是路边摊上的消遣，而是正儿八经的席面。读罢全书，方知此言不虚。张鸣的文字，有一种短促、有力、清晰、干脆的质感，带着杂文般的透着灵气的刻薄，直勾勾地盯着历史人物的眼珠子瞧，而不是盯着他们的排位瞧。 书里的故事，是从民国六年的那场“府院之争”扯开豁口的。那时候的北京，空气里满是权力腐朽和野心发酵的混合气味。袁世凯死后，原本的一尊大佛碎了，留下黎元洪和段祺瑞在那儿对着碎瓷片争夺解释权。一个是无兵无权、全靠名分撑着的虚位元首，一个是北洋集团里众望所归、却又傲慢得不可一世的“北洋之虎”。按理说，既然进了共和的门，就该按规矩办。可那部《临时约法》，本身就是个仓促、粗糙、模糊、多义的半成品。张鸣说得极透：「举国一致赞同恢复的民元约法，充其量只是一个过于粗疏的宪法草案大纲。今天来看，这个大纲十分粗糙，上面所规定的政府制度，有着太多的含混不清。真要切实操作起来，国会、总理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和权限很难界定。连最起码的国会与行政体系之间的制约条款都没有，甚至没有规定行政机构什么情况下可以解散国会、什么时候举行大选、由谁来举行大选。关于政府体制，更是一笔烂账。」 这东西就像一套裁缝还没缝好的西装，硬要穿在正扭打在一起的两个人身上，不撕裂才怪。总统府的人觉得总统是实权，国务院的人觉得总理才是责任内阁的核心。双方掐架，掐到最后，连最基本的行政逻辑都丢了。在中国，规矩往往是给弱者预备的，强者只有在觉得划算时才会偶尔客串一下守法公民。 欧战爆发，对德宣战这事儿，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段祺瑞想参战，是为了日本的借款，为了扩充自家的兵马，为了在那场欧战的残羹冷炙里分一杯羹。黎元洪反对，是因为他背后站着国会，站着那群对段祺瑞不满的议员，也站着一种弱国自保的本能恐惧。这本是一场外交博弈，却硬生生变成了泼妇骂街。段祺瑞发现按规矩玩不动，索性掀了桌子，招来了所谓的“督军团”。一群大兵，大老粗，提着马鞭进了京，在省长公署门口晃悠，这场景荒唐得让人发笑。段祺瑞以为自己是在驯兽，殊不知一旦把野兽放进屋子，这屋子就不再属于他了。于是，我们在书里看到了那个尴尬至极的时刻：黎元洪免了段祺瑞的职，却发现自己除了总统府的卫兵，竟然调不动一兵一卒。他像个在火炉上被反复烘烤的红薯，焦灼、无助、甚至有些滑稽，最后竟想出了请张勋进京调停的馊主意。这就好比家里进了贼，不去找警察，反而请了附近的黑道头子来主持公道。 张勋这个人，在以往的历史叙事里，就是个贴着白鼻子的丑角。留着辫子，穿着大褂，守着那点前清的残梦，活像个出土文物。但在张鸣的笔下，张勋是有血有肉的。他出身贫寒，当过书童，后来在死人堆里爬出来，混成了北洋里一个特殊的存在。他憨直、忠诚、狡黠且带有一种淳朴的野蛮。他对西太后、对清室的感情是真的，那种“狗一样的忠诚”在民初那个朝秦暮楚的军阀圈子里，反倒显得有一种异样的纯粹。他那支“辫子军”，其实也就是旧式的巡防营，论装备不如新军，论训练也不算顶尖，但胜在有那根辫子牵着魂。张勋进京，其实是民初共和失灵后的一种“病急乱投医”。正如书中所言：「黎元洪和段祺瑞成了僵局，众军头跟黎元洪也成了僵局，能打破僵局的人，都缩起来一声不响，大家只好都眼巴巴地看着“辫帅”张勋。政坛闹起了“瘟疫”，能指望的，居然是个蹩脚“大夫”，而蹩脚“大夫”开出的药方，是复辟。」 复辟那天，北京城里一夜之间挂满了黄龙旗。那些旗子多半是拿染料现抹的，有的还没干透，滴滴答答地往下淌颜色。普通百姓呢？他们不关心民主，也不太懂共和。在他们看来，没了皇上，物价飞涨，世道乱成一团，有个皇上回来，或许生计能稳当些。这种底层的民意，在张鸣眼里是真实而无奈的。民众在短期的历史事件里，不是台上无聊的龙套，就是台下无奈的看客。他们对事件的发生、发展以及结束，没有任何作用。这种清冷的论述，直接刺穿了那种“共和深入人心”的虚幻泡沫。要是共和真的深入人心，张勋那几千个辫子兵，怎么可能在京城里横行霸道？ 复辟只闹了十二天，像一出还没演到高潮就断了电的草台班子戏。康有为在那儿忙着策划虚君共和，遗老们却想着全盘复古。张勋在那儿独揽大权，分赃不均，得罪了原本袖手旁观的各路督军。段祺瑞在天津冷眼旁观，等火候差不多了，才慢腾腾地拉起一支“讨逆军”，打着“再造共和”的幌子收割果实。那场所谓的讨逆战争，在张鸣笔下简直是一场“战争游戏”。数万人围攻几千人，子弹在天上乱飞，却没几颗是奔着人头去的。战场变成了市场，中间人跑来跑去，打一会儿谈一会儿，最后张勋逃入荷兰使馆，辫子兵们剪了辫子领了赏钱各回各家。这种低烈度的、象征性的对抗，揭示了民初政治的本质——那是一场有底线的权谋博弈，大家都是一个圈子里混的，没必要真把事做绝。 最讽刺的是复辟的善后。一场弥天大祸，一场颠覆国体的事变，从上到下，竟然没有一个人为此真正受到惩治。张勋后来在天津当寓公，日子过得优哉游哉；遗老们继续吟诗作对，感怀春秋；段祺瑞则借此彻底踢开了黎元洪，废了国会，搞起了他的皖系专制。历史在这里打了一个极其隐晦的转弯。看起来是共和赢了，实际上却是军阀干政的逻辑彻底合法化了。从此以后，枪杆子不再是政府的工具，而是政府的主人。这种转变，比那十二天的帝制回归，要阴冷、深远、恐怖得多。 读这本书的时候，我确实如罗志田教授所说，总会想起黄仁宇。黄氏写史，求的是“大历史观”，看的是长时段的结构。张鸣则更偏向于在那些细枝末节的缝隙里，扣出人性的斑驳。他笔下的徐世昌，是个伪装成遗老的投机客，脚踩两只船，稳健得让人心惊；他笔下的黎元洪，是个被权位迷了眼的可怜虫，连傻子都看清楚的陷阱，他非要往下跳。张鸣对这些人的剖析，是不带温情的，甚至有些刻薄，但那种刻薄里透着一种通透。他告诉我们，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我们习惯了把张勋、袁世凯当成靶子，以此来证明我们正站在“进步”的终点上。可事实上，倒退和进步在中国的土地上，往往是并肩而行的，甚至有时候，它们穿的是同一条裤子。 张鸣提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命题，就是共和与帝制的两难：「辛亥革命，把中国一下子变成美国式的共和体制，扭曲太过，但简单地将之扭过来，回复到君主立宪，也是个错。夹生饭没办法加水重煮，因为满中国找不到一个合适的皇帝。历史不是油画的画布，画错了划掉重来就是。」共和办不好，是因为没人懂得怎么操作民主、怎么平衡权力、怎么让法治落地。而帝制回不去，是因为那个支撑帝制的伦理体系已经塌了，满清皇室失了信，汉人强人（如袁世凯）又立不住。共和制的不稳定，几乎是命里注定的。这锅“夹生饭”，无论你怎么加水、怎么生火，它底子里还是生的。你想把它倒回锅里重煮（复辟），结果只能是把锅底烧穿。 这种困境，至今读来仍有一种透骨的凉意。张鸣的叙事，像是在剥一颗洋葱，剥到最后，你会发现核心处其实是空的，或者说，是那种让人绝望的虚无。他在书里又一次拿“夹生饭”作比喻：「当时的中国，共和的确是一锅夹生饭，但对付这锅夹生饭，却不能将之变成生米重来一次。」这种对历史进程的清醒认识，远比那些慷慨激昂的革命叙事要来得高级。他没有为了取悦某种情绪而去做翻案文章，他只是把那些被尘封的、被歪曲的、被简化的细节，一件件拣出来，洗干净，晾在太阳底下。 书的附录也极有意思。写到了南苑航校的飞机去皇宫投弹，那场所谓的空袭，与其说是军事打击，不如说是心理威慑。三架小飞机，扔下几个像是爆竹一样的炸弹，就把末代皇帝和那些遗老遗少吓破了胆。这种现代工业文明对腐朽帝制的降维打击，荒诞中带着一种末世的苍凉。还有关于王国维的自沉，张鸣认为那是殉文化而非殉清室。这些细节的补充，让全书的肌理变得更加丰润。它不再是干巴巴的史实堆砌，而是有了呼吸，有了温度，有了那种在故纸堆里忽隐忽现的魂灵。 回过头来看，我对张鸣的这种“杂文化”书写是非常沉迷的。他善用那种短促的、带有排比质感的词群去定义一种状态。那是一种冷峻、深邃、干练、灵动且极具穿透力的笔法。他不追求词藻的华丽，却能把那种历史的况味写得入木三分。这种写法，让我想到王小波和刀尔登的杂文；这种写法，让历史从教科书的祭坛上走下来，蹲在路边，抽着旱烟，跟你讲一段那些大人物们丢人现眼的往事。这种“活人感”，才是历史最迷人的地方。 比如，它敢于对那些被供奉起来的结论撒野，在“杂文化”笔法下铿锵有力：「但凡一件看起来过于简单的事情，你这样说，我这样说，他也这样说，大家众口一词，本身就是值得怀疑的。民主共和深入人心这样的解释，放在辛亥革命上可以，放在洪宪帝制的失败上合适，放在张勋复辟没闹成上，更对路。这样的历史万金油，其实屁也不是，连万金油也不是。万金油不能治病，但至少可以缓解一下症状，这样的解释，连这样的作用都没有，充其量，只是某些头脑简单的史家，头脑发热骗自己的昏话。到了21世纪，民主共和深入人心了没有？我看都不一定。」 这段文字读来，满纸都是一种清醒的、近乎刻薄的、直抵真相的快感。他不跟你绕圈子，不掉书袋，直接把那些被奉为圭臬的宏大叙事扯碎了，扔进名为“常识”的垃圾桶里。“历史万金油”这个词选得极妙，既讽刺了某种研究方式的懒惰，又点出了那种廉价安慰剂的虚伪。这种笔法用最直白的质问，透出一股子让人心惊的冷感。他不迷信权威，不迷信口号，他只迷信那股子在现实生活里活蹦乱跳的逻辑。这一问，问到了根子上，把百年前的荒唐事和当下的某种精神状态，极其自然地联结在了一起。 再看他论及“道德审判”与“进步史观”时的笔法，那是一种冷峻、缜密、克制、透彻的思辨： 「对历史事件，做道德批判最省事，也很痛快，但对于澄清真相，却只能添乱。可悲的是，我们对于民国的两次帝制复辟，基本上都是道德审判。凡是提及这样的事情，可恶的预设就已经有了。等于先有一个标准，把某些历史事件判定为反动的，然后再加以论述。而这个事件和事件中的人，都成了已经插上死罪牌的被告，接受法官遥控下的群众审判。这样的审判，自然会把被告涂成白鼻子的丑角，打翻在地，再踏上千万只脚。进步史观是个好东西，这样的历史观，让人们乐观，也让人踏实。无论现实多么黑暗，多么无望，人们都会有希望，因为历史不会倒退，开倒车是不可能的。但是，人们也许忘了，在中国的历史上，倒退跟进步一样，是经常出现的。」 上面这议论，妙在那种极其具象的、富有戏剧色彩的隐喻。他把史学叙事比作一场“遥控下的群众审判”，把历史人物比作“插上死罪牌的被告”和“白鼻子的丑角”。这哪里是在写史？这分明是在写戏，写人性里那股子党同伐异的恶。他的笔法是干练的，不拖泥带水，却在每一个转折处都藏着针。他调侃进步史观是“好东西”，这种反讽带着一种通透的悲凉。他拆穿了那种“历史单行道”的幻觉，告诉读者：退步不仅可能，而且在历史的迷雾里，它往往伪装成进步的样子，摇旗呐喊着闯进来。 而当笔触落在具体的“人”身上，那种“活人感”便扑面而来。在刻画张勋这个被丑化了百年的角色时，他写道： 「在清朝，从军的贫寒子弟，只要能活下来，都会拼命往上爬的。一将功成万骨枯，一个小兵混成大帅，更是要用张三、李四等同伍兄弟的血来换，一路上都是血，都是人命，自己也是脑袋别在裤带里，不知哪天就丢了。张勋的命不错，跟洋鬼子一场血战，居然活下来了。后来又很早就进了袁世凯的大营，在袁世凯做山东巡抚之时，还担任过袁的中军。这让他在北洋团体里，也有了一份资历。算不上是嫡系，但也是一分子。」 这一段，是典型的“有人味”的笔法。他不谈阶级斗争，不谈宏大叙事，他只谈生存。那“脑袋别在裤带里”的野蛮，那用“张三、李四”的血换来的顶戴，这才是旧军队、旧江湖的底色。张勋在此时不再是一个标签，而是一个在死人堆里爬出来的、命硬的、狡黠的、朴实的农民后代。这种笔法是简练的，直白的，却因为那种对生命质感的捕捉，而显得异常高级。它让读者意识到，历史不是在实验室里完成的化学反应，而是一群带着体温、带着私欲、带着恐惧的人，在黑暗中互相冲撞的结果。 在今天这个充满了虚浮解读和道德审判的时代，读《共和中的帝制》，其实是在做一种思维的排毒。它告诉你，真相从来不是非黑即白，它是灰色的，是斑驳的，是那种即便你用尽全力也无法彻底洗净的浑浊。张勋复辟展示了中国近代历史进程的复杂性，却不幸地被人们大幅度地简单化了。这种简单化，不仅是对死者的不公，更是对后者的误导。我们如果不能直面那种“共和办不好、帝制回不去”的真实困境，就永远无法理解那一代人在规则漏洞面前的挣扎与堕落。 张鸣说：「辛亥以来，政坛如戏台，上上下下，城头变幻大王旗，悲也罢，喜也罢，对他们是福也好，祸也好，他们就是看着，也只能看着。底层民众不是没有力量，但这个力量非得组织化，才能显现。而大规模的民众组织化动员，非魅力超群的野心家难以办到。单靠呼唤皇帝是没戏的，非得均贫富的动员才行。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动员，乡绅和民众势必两分，社会和文化的割裂更甚。组织化的底层动员，所展示的力量倒是民众的力量，但其方向，却是野心家的方向。跟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人一样，两次帝制复辟的主导者，都不是草根野心家，也都没有动员民众的心情和动力。反过来说，即使张勋之辈有这个心，去动员草根民众，仅仅靠他们那点对皇帝的好感，显然是不够的，这需要均贫富的行动和动荡得快要活不下去的社会形势。未经动员的草根民众，在政治事件中，就只能是看客，麻木的看客。哪怕你折腾出大天来，对我来说，不过一场好戏。」 如此一般对权力的清醒洞察，让人在读完这出百年前的闹剧后，非但没有感到轻松，反而生出一种沉甸甸的警觉。张鸣用他那支杂糅了幽默、讽刺、真诚与高级感的笔，为我们勾勒出了一幅民国六年的众生相。那不是英雄史诗，也不是坏人传记，那是我们这个民族在转型期的一声沉重的叹息。 在这声叹息里，我们看到了制度的脆弱，看到了人性的幽暗，也看到了那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是何等的泥泞与坎坷。历史不是可以涂改油画的画布，历史是刻在石头上的痕迹，即便磨损了、模糊了，那底子里的纹路，依然在左右着水的流向。张鸣的《共和中的帝制》，就是这样一本带你去看纹路的书。它不教你如何赞美进步，它只是教你如何看清复杂。这种看清，本身就是一种极大的慈悲。 正如他所言，对于过去的人和事，做价值评判和道德审判，很容易，几乎人人都可以做。但真的要走进那个时代，去体味那种被火炉烘烤的焦灼，去理解那种被辫子牵绊的忠诚，去拆解那种被枪杆子绑架的共和，却需要一种近乎修行般的定力。张鸣做到了，他把这出十二天的复辟戏，写成了一部关于中国近代灵魂转型的备忘录。这碗“冷饭”，他炒出了烟火气，也炒出了历史的真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