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用你的尺子量我的骨头：王朔拒当神话信徒和对文化傲慢的终极反击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街头巷尾总有人在煞有介事地传授生活的秘诀。那场景通常是这样的：几个套着得体衣冠的人围坐一处，用一种极其沉稳、极其负责任的语调，向路过的人兜售某种能够包治百年的“灵丹妙药”。他们谈论宏大，赞美成功，把日子劈杀成一个个非黑即白的豆腐块。路过的人听得面红耳赤，仿佛只要顺着那根指引的手指走过去，前方的牌坊下就有一张稳赚不赔的交椅在等着自己。这种热闹看多了，人难免会产生一种疲倦，甚至是一种恶心——你怎么就那么确定你手里的尺子能量准别人的骨头？ 这大概就是人世间最普遍的某种景观，大家都在极力证明自己活得有方向、有大义。可撕开那层薄薄的体面，底下的脓水和私欲其实谁也没比谁少。 这种傲慢与盲目，恰恰构成了我们这个文化圈子里最坚固的底色。翻开王朔在二〇〇四年出版的那本《随笔集》，你迎面撞上的，就是这样一个蓄意跟这种“傲慢”过不去的北方汉子。这时候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靠着几部顽主小说在影视圈里翻江倒海的年轻人了。岁月和文坛的唾沫星子把他洗刷了一遍，让他从年少时期的自以为是里退了出来。他坐在一张略显破旧的沙发里，看着自己过往十年乃至更早之前的文字，像是一个刚刚从宿醉中醒来的人，开始一件件清点自己留在现场的作案工具。 这本集子是一个人对着墙壁完成的阶段性合账。他把那些杂文、序言、访谈和忆旧文字码在一起，不是为了向时代邀功，而是为了留下一份“蒙昧时代的见证”。在这个过程里，他那些习惯了在镁光灯下寻找焦点的同行们，以及那些坐在象牙塔里靠着概念倒买倒卖的知识分子，甚至连他自己，都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清算剥得精光。 很多人读王朔，总喜欢在字里行间寻找一种刀枪不入的油滑，仿佛只要把一切都踩在脚下，就能获得某种智力上的优越感。这实在是天大的误解。在这个集子里，他最先解构的，恰恰是那个曾经被大众和媒体联手捧上神坛的“王朔”自己。在《我看王朔》里，他以一种近乎自残的坦诚，把自己的创作底裤扯了下来。他直言不讳地说，自己早期的那些《空中小姐》《浮出海面》不过是对西方小说与同辈作家的拙劣模仿，里面塞满了小资产阶级的白日梦；那些所谓的调侃语言，也绝非什么天才的原创，不过是北京街头混混的闲谈和朋友聚会时的废话。这种把自己的成功归结于“投机”与“学养不足”的作法，在习惯了互相抬轿子的文坛里，显得有些惊世骇俗。他太清楚自己的斤两了，也太厌恶那种把自己包装成时代先锋的做派。好作家坏作家之分也就在于一个找着了自己只能写什么，一个还以为自己什么都能来两下。他承认自己是个经验主义者，缺乏想象力，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复兴路大院里掘金。 这种对自身的祛魅，源于他对整个知识分子阶层伪善本质的洞若观火。在中国当下的文化语境里，有头脑似乎成了一种可以随时租借的行头： 「随便留意社会现象就知道，有头脑不是难事，因为这个可以装，很多笨蛋一辈子扑空，什么都没占着，就装有头脑，还都装得挺像。身体这东西比头脑要实在得多，可以量化，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装身体好的结果就是最终把身体搞垮，划不来的。所以，有身体比有头脑要幸福一点，那差不多可以说是物种优越，身体是有很多秘密的，也大有神奇之地，其深不可测是没身体的人无从想象的。很多人，身体白跟了他一辈子，无知无畏，净打听别人的事去了，还觉得那是牛逼的境界，他们叫“巨大关怀”，我觉得是“瞎耽误功夫”。」 那些热衷于“巨大关怀”的人，往往最擅长用宏大的词汇来装点门面。王朔在后半部的杂文里，集中火力对准了文艺圈的黑话体系。他讨厌“优雅”，讨厌“信仰”，讨厌“诗意”，更讨厌把昆德拉、王家卫当成阶级通关密码的附庸风雅者。这些词汇就像是暴发户身上的假名牌，除了能证明使用者的虚荣与空洞之外，对真实的生活毫无触觉。他们以为自己掌握了翻译概念就掌握了真理，实际上不过是在玻璃鱼缸里游泳，却偏要摆出一副乘风破浪的气魄。 正如王朔在《吃错药引起的爱情》中说得精妙：「人类相信很多东西，赞美很多东西，视这些东西为增进自己幸福的必需，或干脆将这当做自己天性的一部分，赋予其神话般的崇高地位，没有也要牵强附会，以讹传讹，以使自己显得比其他动物懂意义，是为更高的目的存在。人比其他动物傲慢，在于他们以一种盲目的信仰接受一切他们不理解的东西，并从中得到快乐。」 更让人感到沉闷的，是那种在日常对话里动辄祭出大道理的习气。我们在电视节目里，在报章杂志上，总能看到一些人抢占了道德的制高点，用一种不容置疑的正确来压迫对方。正如作者在《看3月12日〈实话实话〉》中写道： 「谁都知道社会需要公德，每个人也应该尽量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准，这些都是正确到别提有多正确以至无人想去质疑的大道理，我们说的所谓“大话”就是指这种听上去就无比正确的东西。这种东西极不适合引入日常的谈话，它会使本来平等的对话倾斜，一方突然拥有压倒性的强势地位，如果不想打架，另一方只好沉默。」 大话的流行，直接导致了真实交流的死亡。大家都想说正确的话，但想要“正确”就无话可讲，每一个正确的对面都还有一个正确或一堆正确，大家都正确，又没一个完全正确。最终，语言变成了废话，交流成了一种多余的功能。 王朔对这种文化风气的厌恶，最终演变成了一场对文坛神话的全面爆破。他重读鲁迅、老舍、金庸，用的完全是一副平视甚至挑剔的眼光。在《我看鲁迅》里，他一把扯下了笼罩在鲁迅身上的圣人光环，直言《狂人日记》文笔稚嫩，《阿Q正传》流于概念。他更敏锐地指出，鲁迅给后世文人留下了一个极坏的榜样，那就是严厉对待别人，轻轻放过自己： 「鲁迅对后人的影响之中起码有一项是负面影响：严厉对待别人，轻轻放过自己。借贬低别人抬高自己倒不是鲁迅的发明，帐算不到他头上。我觉得这是一重要的问题，涉及到人之为人的根本立场。说众人皆醉我独醒可以，说众人皆浊我独清，这个恐怕只有刚出生的婴儿才配。依我之见，中国人最大的劣根性就是乌鸦落在猪身上—光看见别人黑了。物理学早就证明了，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个人处于比其他人优越的地位，代替上帝对别人进行精神审判，在笃信宗教的国家是最大的渎神。」 这种拒绝神话的姿态，让他同样无法容忍大众文化对金庸的盲目崇拜。在《我看金庸》里，他把武侠小说归结为“四大俗”之首，痛陈其情节重复、人物脸谱化。他最不能接受的，是金庸笔下的那些匪帮仇杀，偏要戴上一顶爱国主义的大帽子。以道德名义杀人的传统，在中国旧小说里源远流长。越是庙里的和尚越假正经，每动手前必说一些冠冕堂皇的话，比之公然行凶的恶人还要令人反胃。但他也明白金庸为什么能卖，因为大伙活得太累，很多人活得还有些窝囊，所以愿意暂时停停脑子，做一把文字头部按摩，能无端生些豪气，跟着感受一道善恶是非终有报这一古老的中国便宜话，第二天去受罪还能怀着点希望。 这种对大众心理的体察，让王朔在批判大众文化时，多了一层属于商业逻辑的清醒。他亲身参与过影视剧的工业化生产，知道所谓的“真善美”在大众文化里不过是迎合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商品标签。最不要思想的就是大众文化了，他们只会高唱一个腔调。而真正的思想，往往是发现，是抗拒，是让多数人不舒服的对人性本质和生活真实的揭露。当学院派知识分子在象牙塔里痛心疾首地批判大众文化“媚俗”时，王朔却在一旁冷笑。他觉得在商言商，俗就是多数人的习惯和约定，商人心中是最装着人民的，在这里“一切为了人民”和“一切为了金钱”这两个口号是不打架的。 在这种冷酷而清醒的文化批判底下，其实藏着王朔对文学最本质、最纯粹的依恋。他虽然在社会上摸爬滚打，落了一身痞名，但他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某种被优美小说保护着的人性。在序言《他们曾使我空虚》中，他少见地袒露了自己的阅读底牌： 「总的来说，我读小说不是为了更好地生活，寻找教义，获得人生哲理指南什么的，正相反，是为了使自己更悲观。美好的东西在小说中往往被轻易毁灭，看得多了，便也怀疑现实。日常生活很平淡，心碎的体验一般来自阅读。习惯了，就觉得是难得的享受，又安全，进而觉得快乐是一种肤浅的情绪，尤其见不得那些宏大辉煌标榜胜利成功的叙事，觉得大都是胡扯，自欺欺人。哪个人不是拼命挣扎，谁要你来激励？我不想变成畜牲，很大程度上要靠优美小说保护我的人性，使我在衣食无忧一帆风顺中也有机会心情暗淡，绝望，眼泪汪汪，一想起自己就觉得比别人善良，敏感，多情以及深沉。很多时候，我还以为从小说中能发现人生的真相。」 他之所以如此警惕宏大叙事，是因为他深知那些高亢的口号背后，往往站着准备用别人的血来喂养自己利益的伪君子： 「信仰，是要喝血的，真正有信仰的人用不着拿别人的血去喂。」 在《为〈英语也疯狂〉序》中，他同样表达了对这种集体狂热的恐惧。他见过那种煽动，那是一种古老的巫术，把一大群人集中，用嘴让他们激动起来，就能在现场产生一股排山倒海的力量，可怜的人也会顿时觉得自己不可战胜，这与其说是打气不如说是省事或说愚弄。中国的很多事都是这么办的，做一场梦，把所有问题解决掉。 在这本随笔集里，王朔用一种几乎是无遮无拦的粗粝，对抗着各种各样的“大时代”和“大传统”。在《鸟儿问答》中，他坦言： 「我必须承认环境可以强化人的感受，突出人的弱点，但我讨厌有那样一个时代，动荡异常，充满戏剧性和悬念。这所谓的“大时代”实在是喧宾夺主，常常使我们丧失人性，在人之为人的问题上放弃发问的权利，似乎认识了时代就可以代替认识自身。我想人在不同时代本性是岿然不动的，所以历史才会有“惊人相似”这一说。与其不断总结吸取历史教训，不如把自己打开，看看自己存在于何等局限之中，有什么是总也改不掉的，总是会发生的，事到临头才不会惊慌失措，才会坦然受死，用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宿命。」 而在对待传统文化的立场上，他更是坚定地站在了“五四”的决裂传统这一边。他认为： 「“五四”新文化的路被后人走偏了，我们这些更后来的人把它再走正了就是的了，新时期文学就是这么个拨乱反正的行进方向，怎么也轮不到传统文化重回中心。中国落到这个地步，百年积弱，传统文化功莫大焉。现在讲振兴，也不能靠这服药。把人活活吃死过的药，想治病想强身你还敢再吃它吗？」 他又犀利补充道： 「马克思主义就是向西方学来的。中国的文化要更新，要蓬勃，有生气，还是要向西方。这话听上去很像大道理了吧？好像从我这痞子嘴里说出十分不像。其实这是我从小就融在血液中的价值观，要什么不要什么，那是读了多少优美的古典诗歌也不改初衷的，要说信仰，这也是一种信仰吧。我从来不觉得自己的所为和这个基本立场相违，矛盾。“反智”“反文化”反的都是中国式的装孙子，“粗鄙”正对中国式的假正经。平常，有时也许我会忘了自己姓什么，屁股扭来扭去，但传统文化一出来，立刻就有一个自觉的警惕：这孩子乔装打扮之后又来了，一定要站到它的对面。」 他的“反智”与“反文化”，反的从来不是真正的智慧，而是中国式的装孙子；他的“粗鄙”，正好用来对付中国式的假正经。 然而，在这个看似四处树敌、见谁灭谁的糙汉子身上，这本书也留下了他最柔软、最温情的一面。当他褪去那些调侃和讽刺的伪装，去写那些已经离去的故友时，文字里的悲凉几乎要溢出纸面。《梁左悼词》和《回忆梁左》，没有了半点平日里的玩世不恭，全是扎扎实实的思念与痛惜。他写梁左的内向、贪吃、失眠，写他在相声和情景喜剧里的天才，也惋惜他那部最终未能完成的长篇小说。这时候的王朔，不再是文坛上的叛逆者，只是一个看着同伴在中途下车、自己却不得不继续留在荒凉旅途上的中年人。成长的过程就是把人，不相干的人一把一把往外摘。摘到最后，身边剩下的每一个位置，都疼得钻心。 在《昆明周记》里，他更是把自己活成了一个彻底的普通人。没有文人的采风美化，没有官方接待的假模假式，他写自己在云南醉酒落水、当众失态，写自己因为腹泻只能躺平在床上的狼狈。这种把生活的无聊与尴尬毫无保留地扔给读者的做法，比任何精致的游记都要让人觉得亲切。他用这种方式告诉大家，别把我当神，也别把我当战士，我就是个在红尘里一身泥水的俗人。 走到随笔集的尾声，通过与何东的那场漫长的提问，王朔其实完成了一次对自己人生轨迹的系统收拢。他承认自己性格脆弱、爱自己，交友也只重酒肉真情。他告别了早年那种口语化的调侃，开始转向更沉静的书面语和回忆式叙事。他知道自己正在与那个曾经灿烂也曾经荒唐的青春决裂，他在试图通过写作完成一次终极的心理治疗。 在这个喧嚣的时代里，我们听到了太多的流言，见到了太多的“知道分子”。那些抄惯了别人的宏论、以为自己也很伟大的人，依然在各个角落里指点江山。但流言的真正生命力在于它暗合了人们的期望，而唯有批评成风，流言才不会有空间。王朔用这一整本集的文字，生动地示范了什么叫“把自己打开”。他用最直白、最不絮叨的笔触，把身上的假面具一张张撕开。这过程或许血肉模糊，甚至带着某种自暴自弃的阴暗，但在这个人人都在装神弄鬼、层层树立精神榜样的世道里，这份清醒与脆弱，恰恰构成了他最无可替代的风骨。 他曾经以为日子是过不完的，未来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他就呆在自己的未来里。他没有变成什么了不起的圣人，他的梦想也依然遥远，但他至少在这个集子里，留下了自己最本真的精神肖像。一个民族，没有文化艺术的发达仅有规模庞大的经济是不能受到世人的尊敬的。而这种发达，往往就始于有那么一两个人，愿意承认自己的局限，愿意在笃信神话的年代里，做那个大声说出“扯淡”的红尘中人。